我，烧起来了。

我不能动，有时甚至连眼睛也无法睁开，忍耐成为了替代抽泣的唯一方法。

每当快要难过地发疯时，我都想撕开嗓子大喊，“给我点 dont救救我吧！”

卡斯希曼医生不会给我使用dont，即使他同意，索菲亚也绝对不可能允许任何一种有可能对神经造成损伤的药物。

我想对她来说，一个药物成瘾的弗洛夏没有比一个重度抑郁症的弗洛夏好到哪里去。

所以，我需要安慰，哪怕苍白无力，仿佛我只要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孤独的承受说不出口的痛楚。而有人能明白我的煎熬，我的无助就会少一些，坚强就会多一些。

缓慢而快速的，我浑浑噩噩的熬完了那段日子，有趣的是，深刻而痛苦的时间竟然没能留下多少记忆，反倒是卡斯希曼医生回荡的声音清晰地存在于脑海之中。我想，亲切而熟悉的声音，是我能很快信任他的原因。

并且，我愿意去相信他的话。

“今天会好的。”

“明天会像今天一样好下去。”

走在通向主楼的路上，现在我不赶时间，不必特意抄近路走那条风雪满天飞的空中走廊。

淡淡灰色的阳光穿过窗棱洒满清新的冬日，路过糕点烘焙房偶尔遇到零星几个仆人，我轻轻点头示意问好。

安德廖沙曾经制止过我的行为，他所受到教育，面对身份地位相同或是年纪相仿的同龄人才需要这种礼仪，他微微昂起下颌，手把手示范如何给这间房子里不是马尔金的人回礼。

他不知道我已经有进步了，当初刚来到卢布廖夫时，经常腰酸背痛——卢布廖夫的仆人太多了，一天下来得不停地鞠躬。

没有办法，起初真的很难适应五六十岁老人们的躬身行礼。但我努力学着去融入。卢布廖夫不是我以前生活的世界，它有它阶级严格和自成体系的特殊的社会规则，我不能用以前的价值观去评判和和衡量它，面对一个新世界，我不具备那样的资格。

我不能反抗，也无需挑战，就如同我无法制止仆人们的行礼一般，它是这里既定的生存规律。

我只想好好活下去，所以我学会了适应。

我稍稍绕了个小圈子，踩着洁白光滑照得出人影的的瓷砖地，跟着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哼出不成调的曲子。

最近，我忍痛放弃了莫扎特的 k626号曲，特别是我最爱的troit。

搬回我自己的房间那天，一同的卡斯希曼医生就收缴马尔金先生送给我的，这片珍贵的黑胶唱片，他说，“主！请赐给他们永远的安息，并以永远的光辉照耀他们。”这样开篇就带有浓重悲观情绪色彩的语言暗示和过于沉重的曲调不利于我的恢复。

如果是第二小节的kyrie勉强合格，我还记得他故作慈悲的模样：

“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哦，弗洛夏，你不觉得你正是需要这样的垂怜吗？你，也许是被上帝遗忘的孩子”

优雅的吟唱调像是演绎华丽的意大利歌剧。

我懒得反驳，我又不是浸没在喜马拉雅融化的雪水里，从半干未干的骨灰中抢夺陪葬品的尼泊尔儿童，算哪门子被上帝遗忘的的孩子？

况且，他不说我就不知道他是莫扎特骨灰级的粉丝吗？

口中的曲调越发地偏离轨道，之前还勉强对得上号，现在干脆跑得没影了，果然，没有音乐细胞的我随着时间流逝已经把曲子都忘得差不多了。

不紧不慢地欣赏着一窗之外的冬日风光，我向餐厅走去。

瞄了眼青色石板基垫上赭红金色花纹的英式立钟，正午十二点的钟声即将敲响，看来早餐变成了早午餐，虽然它通常只是在周末的一种进食方式，今天是周五，但勉强算得上是“sundaybrunch”。

下楼梯的时候遇到了安德烈管家，他面无表情的脸上隐隐有一丝喜悦：

“日安，弗洛夏小姐。”

我也停下脚步：“日安，安德烈管家。”安德烈管家虽然总板着一张脸，很是专业的样子，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在他近乎完美的工作能力下是一个温暖慈祥的老人。

“弗洛夏小姐，安德廖沙少爷刚回来，他在餐厅等着您。”

哥哥回来了？我一改懒懒散散的速度，绕过安德烈管家就往楼下冲。

“小心点！弗洛夏小姐，注意楼梯！”

安德烈管家的嘱咐迟了一步，落在身后。我可不管这些，三步做两步一次跨下几级台阶。

入冬后铺上地毯的楼梯不再光滑地需要小心翼翼，就算摔倒了也不是很疼。

“日···日安···哥哥。”

拐进餐厅，刚看到安德廖沙俊美的脸，我气都没有喘匀就迫不及待问好。

“日安，我可爱的弗洛夏。”安德廖沙等到我喘着粗气走到桌边时，体贴地为我拉开椅子：

“你还没恢复好，慢点走就行了。”

“那怎